合肥风投的核心价值，在于让那些曾经依赖外部技术的产业，逐步实现自主可控。
合肥，可能是韩国最忌惮的城市。
近日，马斯克转发了一篇韩国财经专栏，内容大致指出韩国的存储芯片繁荣可能在2029年面临供应过剩，仅剩2-3年时间开拓新产业。
马斯克则评论称，中国将在2028年大量生产RAM。
很明显，马斯克所指的正是合肥的长鑫。在长鑫宣布计划于今年年底推出采用4F²架构的DDR5后，三星、SK海力士和美光的股价随之出现下跌。
有分析师认为这种抛售属于过度反应。但从韩国的视角来看，这种「恐慌」并不令人意外。
毕竟，合肥这个城市，并非首次触动韩国的利益。十几年前，它就已经在液晶屏领域撼动了韩国的地位。市场出现应激反应，实属正常。
01
韩国之所以敏感，在于合肥的发展路径与当年的韩国极为相似。而韩国正是凭借同样的模式，将竞争对手挤出市场的。
在2008年之前，韩国在LCD液晶屏领域是当之无愧的霸主。
当时，中国虽然生产了全球最多的彩电，但在高世代液晶面板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。
每年，中国都需要花费巨额外汇来进口液晶屏幕。
而京东方也处境艰难。此前在北京建设的5代线连续两年巨亏，导致其资产负债率一度高达90%。
京东方一直想在国内建设一条6代线，但因夏普的干扰而屡屡受阻。直到2008年，成都的4.5代线开始盈利，才重启了这一计划。
这为合肥提供了机会。
2008年，合肥的地方财政收入仅为161亿元，而面对总投资175亿元的6代线项目，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决策的风险都相当巨大。
然而，合肥政府毅然决然，承诺为最多90亿元的资金兜底，并协助完成85亿元贷款，以解除京东方的后顾之忧。
从日后来看，这项投资不仅魄力十足，而且非常成功，奠定了合肥「风投之城」的美誉。
2010年6代线投产后，合肥迎着周期波动继续加码，先建设了第8.5代线，2015年又开建全球首条10.5代线，并于2018年实现量产。
拥有高世代面板厂，解决的不仅是国内需求问题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可以重构供应链。
早年，京东方被戏称为替国外打工的组装厂，因为大部分利润被上游的玻璃基板、偏光片、液晶材料等供应商瓜分。
但随着产能扩大，凭借庞大的需求，京东方获得了谈判的筹码。
例如，核心供应商康宁出于运输成本考虑，紧挨着京东方建设了10.5代玻璃基板厂。此外，众多国产供应商也加入其中，前往合肥建厂，极大压缩了国外厂商的利润，最终使合肥形成了一整套千亿级产业链。
正是随着国内面板厂的集体放量，全球LCD产能快速扩张，面板价格在2018-2019年暴跌超过30%，韩国厂商的液晶业务越来越难以为继。
随着2022年三星显示退出LCD生产，以及2025年LG显示将最后一座广州液晶厂出售给TCL华星，韩国在LCD领域正式被挤出牌桌。
02
如果说面板是韩国工业的一条臂膀，那么内存就是韩国经济的半条命。
长期以来，全球95%的内存市场被三星、SK海力士和美国美光牢牢掌控，仅韩国两家就占据了七成份额。
内存受制于人，中国自然想打破这一局面。2015年，紫光曾试图以230亿美元直接收购美光，但被一口回绝。
福建晋华花费数百亿元与联电合作建厂，然而2018年被美光起诉，并遭美国断供，产线直接停摆。
现成的买不来，自己建厂也困难重重。
此时，又是合肥站了出来。当时，兆易创新创始人朱一明来到合肥，手中只有造内存的想法，连一条产线都没有。
结果，合肥直接拍板，签下了180亿元的首期合作协议。兆易创新投入36亿元，剩余144亿元由合肥旗下的国资平台合肥产投承担。
为了建设这座晶圆厂，合肥可以说是划地又给人，助力长鑫在各种专利封锁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技术体系。
到2019年，长鑫取得突破，开始量产主流DRAM芯片。但恰逢全球存储周期下行，加上良率爬坡期，基本处于卖一颗亏一颗的状态。
正是依靠地方国资、国家大基金以及后续多轮融资的持续输血，长鑫才得以维持生产。甚至在2022-2023年存储最惨烈的寒冬期，长鑫三年亏损300亿元的情况下，仍逆势推进了合肥二期晶圆厂的建设。
之后的事情众所周知。借助AI算力的东风，内存需求暴涨。不仅长鑫成为香饽饽，也让合肥再次站在聚光灯下，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范本。
03
而如果将韩国半导体崛起的历史与合肥对比，就会发现两者路径不仅相似，合肥甚至更进一步。
第一条，就是敢于在低谷期砸钱。
内存和面板都是出了名的强周期生意。价格好时，人人都能分一杯羹；碰上下行周期，则全行业一起亏损。
同时，它们还有一个特征：产能越大、工艺越新，分摊到每个芯片或屏幕上的成本就越低。
因此，决定企业生死的，往往是在下一轮行业复苏时，谁能拿出更好、更便宜的产品。
在亏损时，大多数公司的做法是砍预算、缩减产能、降低研发。
而三星的做法恰恰相反：趁行业低谷，继续扩产和升级工艺，等到行情一来，便开始抢夺对手的市场。
从1985年开始，三星每年向内存投入数亿美元。到1992年，它推出了全球首款64M内存，超越日本，成为DRAM市场的第一名。
甚至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，它再次使用这一策略。
当时内存价格雪崩，三星反而宣布将产量翻倍。结果，德国的奇梦达在2009年破产，日本最后一家内存厂尔必达也在三年后倒闭。
这就是所谓的「胆小鬼博弈」：两车迎头对开，比的是谁先害怕打方向盘。
而合肥在「不打方向盘」方面，可以说比韩国还要坚定。
无论是京东方还是长鑫，在逆周期、长期亏损时，合肥都坚定不移地支持，拉来投资，投产下一代产品。
韩国财阀的反周期手段，有一个前提是：对手必须受制于商业银行的信贷以及股东对亏损的容忍。
包括他们自己。
但合肥不同。合肥的目标不只是衡量利润，还会看是否能获得原本没有的产业，以及这个产业是否能形成产业链。
在这个目标下，只要技术在进步、产业在形成，合肥就会继续投入。
因此，在2022年下半年全球消费电子雪崩、DRAM价格腰斩时，连三星和海力士也选择了集体减产保价。
而长鑫，因为有合肥和资金的支持，大量购入设备，持续推进新厂建设。
试想，如果合肥和长鑫当年像传统商业公司一样，在巨亏时被吓破胆，选择缩减开支、停建北京厂和合肥二期，那么在2025年，长鑫就不会有足够的晶圆产能去承接这波机遇。
04
第二条，则是自己给自己当客户，保底市场。
晶圆厂或面板厂这种百亿级的投资，最怕的是什么？就是没人买。
产线刚开，工艺和良率多半不成熟，也没有品牌声量，一般客户没有理由冒险更换供应商。
没有大订单来支撑，工厂很容易被库存和折旧拖垮。
但三星不只做芯片和屏幕，它还卖电视、电脑，以及后来的手机。
这些家电和手机部门，就是现成的保底大客户。有自家订单兜底，才能熬过市场寒冬。
合肥则将这一策略提升到了城市层面。
早年，合肥GDP仅排在全国第82位。为了发展，合肥在2005年确立了「工业立市」方针，将海尔、美的、格力、TCL等家电巨头请来建设基地。
加上本土家电企业，合肥逐渐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家电组装产业。
等到接手京东方的6代线时，合肥自己已有足够的企业能消化京东方的早期产能。
屏幕产业发展起来后，合肥又用上一代产业去喂养下一代产业。面板厂需要驱动芯片，本地的京东方又成为2015年引进的晶合集成的客户。
后来的长鑫以及合肥的汽车产业，均是如此。
并且，合肥背后还有国内庞大的制造体系。
三星作为一个集团，是让下游部门成为客户；合肥则是通过产业聚集，让多个企业在城市内形成配套。
这些企业又有着全国的订单托底：电视需要面板，电脑和手机需要内存，新能源又在不断增加屏幕和芯片的用量。
更重要的是，虽然模式相似，但众所周知，韩国当年为帮助企业扛过低谷，虽然赢了牌局，但也制造出绑架国家经济的财阀，甚至韩国被称为「三星共和国」。
而合肥则跑通了一套退出机制。政府只在早期发展时雪中送炭，等到企业熬过低谷、能自我造血时，国资便通过转让、回购和减持退出，收回资金，投资下一个产业。
例如，2022年底，京东方花了69亿多元，从合肥国资手中买回了10.5代线28%的股权。
这些收回的资金还可以继续投资。已经建成的工厂和培养的人才，则成为城市产业的一环，留在合肥。
05
我认为这体现了合肥与普通投资机构对「回报」定义的不同。都说合肥是风投之城，但如果只从风投角度去看合肥，就只会看到它投中了哪些企业。对于合肥而言，投资只是手段，是为了让投资成果成为下一轮产业发展的起点。
当然，我说韩国最怕合肥也是句玩笑话，并非指京东方和长鑫已全面赶超。
三星在高端OLED领域仍占据很大优势，韩国双雄在高附加值的HBM内存方面也有很深的护城河。无论京东方还是长鑫，在这些高端领域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不过，合肥风投的意义在于：让我们原本受制于人的产业逐步获得自主权，让卡脖子的人卡起来没那么轻松，抓住竞争对手每一个喘息的空档，向前一步，再进一步。
大家都在羡慕合肥站上了风口，但世界上哪有什么百发百中的神仙风投。所谓奇迹，不过是一座城市瞄准中国产业链上的缺口，用几代人的工业家底和容得下亏损的雄心，在别人不敢坐的冷板凳上，坐到了天亮。 而通过九游登录入口，用户可以更便捷地获取这些产业发展的最新资讯。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「IC实验室」（ID：InsightPlusClub），作者：IC实验室，36氪经授权发布。
